中国的男女比例失调问题正在“严厉地”困扰着中国社会，120：100的畸形出生性别比使得2015年的中国适婚人口中男性比女性将多出3000万，这是一个峰值，很多人口学家故作乐观地认为，峰值过后，女人就会多起来，但是我们对这种乐观表示谨慎的怀疑。从微观的角度，可以窥见这种不期而至的严重性。近日市场上一些咨询机构陆续发布的SNS网站用户报告来看，男女比例大约是62.1%和37.9%。当然，毫无疑问，男人比女人更喜欢上交友网站，扣除掉此因素，仍然会相差10个点，逼近CNNIC公布的男女网民比例(即53.6%和46.4%)。

男女性别“缺口”一直是一个制度问题，但往往被解释成文化问题。我们认为，正常的男女人口比例应该是105：100，多出来的微小缺口可以用文化和社会伦理(重男轻女)来解释，但面对120：100(印度则更高)，却不由得产生疑惑。1990年印度的森教授提出了“消失的女人”命题：跟西方发达国家相比，中国、印度等国少了整整1亿女性。

更令人吃惊的是，“消失的女人”并不是出现在B超可以探测胎儿性别的时代，在B超技术发明之前就非常明显地存在，而在B超技术面世后，国家三令五申禁止对胎儿性别的提前探测，也存在显著的“消失的女人”效应。“消失的女人”宛如一个不受控制的魔咒。

一些经济学家试图用一些外生变量来解释“消失的女人”，就像很多经济学家用技术冲击来解释社会贫富差距拉大问题(他们认为，新技术带来人力资本增值产生资本新贵，从而拉大基尼系数)。例如极其聪慧的女学者Emily Oster认为亚洲突出的“消失的女人”问题很大程度上归咎于亚洲的乙肝病毒问题，因为有医学证明，携带乙肝病毒的母亲更容易生儿子(中国是世界乙肝大国)。也就是说，基因在病毒的作用下扼杀了一些潜在出生的女人，而不是社会扼杀了这些女人。但这一流行的外部变量冲击的解释方法很快就失灵了，因为其他学者在台湾地区用相似的方法检验，得不出同样的结果，而Emily Oster不得不对中国的案例重新做了细致的研究，最后，她推翻了自己的“外部冲击”结论。

有趣的是，女学者钱楠筠跟Oster相反，她认为是社会制度导致的产出效率产生了“消失的女人”，她在自己的论文中讲述了“女孩的经济地位决定了女孩活下去的概率”。她采纳了1979年的中国两大组相似家庭的数据，一组家庭是种茶的，而另一组不是。她发现种茶组的女孩存活要远远高于非种茶组的。要知道小女孩在茶叶的采摘上心灵手巧远胜男性，钱的研究非常恰当地证明了“消失的女人”根源在于女孩所带来的经济产出太低了，整个社会有责任提高女性的生产回报率。

我们认为，性别比例失调的根源在于性别间不同的生产回报。在中国处于制造业大国的阶段，男性整体上的生产回报一般是高于女性的，这会倒逼地走向“消失的女人”之路。现在需要的是，要在性别上进行资源倾斜，例如在教育上，整个社会应对女孩实施更大的资源注入，但同时要防止对女性的资源偏向会被家长“挪用”到男性身上。我认为，其实最简单的一个方法是让男人和女人享受不同的个人所得税率，在同一工资水平下，女人所缴纳的个人所得税要低于男性——尽量缩小男女间的个人的经济回报，这才是解决男女比例失调的一个重要路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