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三聚氰胺牛奶”事件中，“问责风暴”再次刮起。这是近年来继非典、开县井喷和北京密云踩踏事故之后，中国政坛掀起的新一轮“问责风暴”。

当然，虽说是“风暴”，这一切也并非“无章可循”。从山西襄汾溃坝案、河南登封矿难的问责，到深圳歌舞厅大火案、三鹿奶粉事件的问责，从孟学农引咎辞去山西省长，到李长江、吴显国去职，无不是依据《国务院关于特大安全事故行政责任追究的规定》、《党政领导干部辞职暂行规定》等的有关规定进行的。

由于问责主体不明等原因，目前在一些地方还是存在着“千斤顶官员”，似乎无论发生了多大的事，受到社会多么严厉的指责，都能“扛着”，有些草草向公众道歉了事。显而易见，这些都是一个负责任的政府应该抛弃的。关于这一点，公众的确从最近的“问责风暴”中看到希望，也借此希望这种政治问责能够日常化、制度化、透明化。简而言之，使问责成为一种政治文化。

谈到引咎辞职或者如何建立起一种好的问责文化，我总会想起2003年8月发生在法国的一件事。由于一场突如其来的热浪，使法国许多老人在酷暑中死亡。事后法国殡仪部门透露了一个令人震惊的数字，这年夏天法国死亡人数比2002年同期增加了13632人，而死亡人数的增加主要就是酷暑所致。

之所以会在短短几天热死这么多人，而且是老人，自然和法国的气候有关。由于夏季通常并不太热，绝大多数法国人家里并没有安装空调设备，有的人家甚至连电扇都没有。不过，面对持续炎热的天气，法国卫生总局在危机期间的表现实在欠佳。当危机达到一定程度、医院和社会救助部门频频告急时，卫生总局等部门依然上报说“局面已经得到有效控制”。由此，卫生总局局长吕西安·阿本海姆不得不引咎辞职，成为这一危机中第一个下台谢罪的官员。

有意思的是，这位生于卡萨布兰卡的医学教授并没有一辞了之。不久后，阿本海姆出版了一本名为《酷暑———公共健康问难》的书。当然，就私心而论，这本书不乏阿本海姆为自己辩解的成分，此前我也曾在法国的电视辩论中亲见阿本海姆为自己如何开脱，而当地不少媒体也称他不过是“政治牺牲品”或者“法国度假文化的牺牲品”。当然，对于法国公众而言，重要的是阿本海姆在这本书里详细地分析了法国公共卫生体系中的种种不足，以图改进。

一个引咎辞职的官员，如果能够怀着公心，诚心诚意希望类似事件不再发生，而且不因自己的去职而忿恨政府与社会，我想，无论他们著书还是写文章，对这个国家都将是件十分有意义的事。毕竟，问责的完成，除了失职官员外，也包含对制度漏洞的问责。而下台官员的参与，在某种意义上说，也是制度完善的另一种保障，因为每个人的声音都很重要。又毕竟，失职者对自己操作的机器为何失灵，总是最熟悉的。虽说“当局者迷，旁观者清”，但是在危机处理过程中，相较局外人而言，当局者总还是有更多的内情可以掌握，有更多的素材可以呈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