杨涛 江西检察官

前不久，关于韩寒与作家谈歌的话题在网上形成了一阵口水战。其源于韩寒曾戏说：“如果我当作协主席，下一秒就解散中国作协。”而河北省作协副主席谈歌则认为这是扯淡，他在接受记者采访时说，“我也可以说，要是我当韩寒他爹，那下一秒就把他打死。大家都瞎说，没意思。”不过，很多评论家却根据谈歌的话断章取义，大加讨伐，有诸如《要“秒杀”韩寒的作协主席很可怕》、《作协主席们没必要太起急》、《打死韩寒算什么本事？》、《就算“打死韩寒”也要“解散作协”》等等评论出现。

人家明明只是用这种话表示事情不可能发生，评论家却由此认为，作协的代表谈歌真要对韩寒动手，这就有些南辕北辙了。不过，我并不想由此指责评论家的不是，其实，要论起真来，尽管这次谈歌并不是说真要从肉体上“打死韩寒”，但作协里面的人对韩寒看不顺眼已是由来已久了。这些年来，对于谈歌们来说，韩寒的“大逆不道”的观点也真是太多了，比如韩寒和陈丹青在湖南卫视一档电视节目中，“炮轰”众多文学大师，称老舍、茅盾、巴金等人的“文笔很差”，“冰心的完全没法看”，这些在圈外人看来不过是一家之言的观点，在作协的某些人看来却可能是严重罪行，因为对“大师”的批评完全动摇了作协的根基；再比如与白烨的论战，炮轰诗坛等等。此次，韩寒称“如果我当作协主席，下一秒就解散中国作协”，不过是新添一个罪证而已，因此，以我“小人之心”揣测，谈歌并不是要从肉体上“打死韩寒”，但作协的谈歌们未必不想从精神上“打死韩寒”。

换在几十年前，作协要从精神上“打死韩寒”真是易如反掌，作家别无他技，唯有文字糊口，如果作品出版不了，那么不但思想无法传播，更兼生活难以维续。那时的作协基本上就具有生杀予夺的大权，“打死韩寒”就不会只是一句口号。改革开放的三十年，是社会利益分化的三十年，是思想多元化的三十年，也是出版更加自由和开放的三十年，不再满足于一元化的文学作品的读者，希望有适应自己的阅读，出版商就会顺应这种市场需求来运作各种不再整齐一律的“作协作品”的出版。于是，韩寒们就有了生存的空间，“打死韩寒”就开始成为一种作协的谈歌们难以逾越的高峰：首先，多元化的市场，让韩寒们的观点有了拥趸，他的观点能得到一定的支持；其次，他的书籍能得到自由出版，他不必仰赖于作协。所以，韩寒的离经叛道的观点越来越多，越来越激烈，但他却毫发未损，他的发言完毕，照样去玩赛车，留下作协的谈歌们干瞪眼。

今年5月，我在参加一次评论作者会议时，与会的一些学者们在赞扬韩寒的自由精神同时，也感叹我们这个时代创造了韩寒，一种能相对独立写作的环境造就了韩寒。换一句话说，没有今天的时代，韩寒可能还是桀骜不驯的韩寒，但不会是公共人物意义上的韩寒，不会是通过公共平台发声的韩寒。当然，即使韩寒真当上了作协主席，他也不可能做到“解散中国作协”。

我们生活在一个作家需要作协这个“精神导师”，同时却不时冒出韩寒这样的“坏小子”的时代，这是一种双轨并行的时代，是一个转型的时代，也是韩寒“打不死”、作协“解不散”的时代。但我们有理由相信，时代的潮流滚滚向前，我们的社会会朝着文明法治，朝着思想更解放继续阔步前行。